但文章见报第二天，却意外地收到某商业银行行长办公室一位人士打来的电话，一方面，这位人士对6Sigma管理方面的动态非常关注,详细询问了相关的进展细节以及负责人员，包括能否提供给他联系的信息源。我在不违反原则、能够透露的限度内告诉了他一些情况。另一方面，该人士也告诉我，他们行早已开始实施6Sigma管理，且已经有了某些阶段性成果。

　　这个事件在我从事记者的生涯中倒还是第一次遇到，让我感觉颇有些出乎意料，当然更多的是一种愉悦：自己写的东西，能够获得外界积极的反馈，而且借此机会了解到这个专业领域更多的信息，做更深入的报道，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我也非常惊讶于这家银行管理者如此敏锐的神经，包括开放姿态。由于工作原因，一直与各家银行的各色人等打交道，总体感觉是不少银行的信息基本上都比较保守、低调。如果掌握一些内幕信息的话，向官方求证时往往很难有新的收获，甚至于一些完全已确定的事还会被对方明确否认。

　　而上述这位银行人士的态度，却反其道而行之。如果从战略管理的角度而言，这是一个典型的搜集竞争情报的行为。以此为企业选择、制定战略和决策服务，它是企业战略管理的基础。所以我很佩服这家银行管理者的细心。

　　财经媒体和记者是天然的竞争情报的重要来源，但很少有像这位银行人士那样来询问过某篇报道中的背后细节，这不能说不是银行一种竞争情报观念的缺失。而许多已公布的案例表明，外资银行大多已构筑了非常全面的竞争情报系统，其矛头直指中资同行的客户资源和战略动态。在WTO规定的银行保护期即将过去的今年底，这一点着实令人担忧。(作者为本报财经中心记者)